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起点上，审视全球发展大势、以加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为基点提出的重要方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社会共同体为始基范畴，而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命运共同体则为次级范畴。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下，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演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应对世界体系格局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复杂性等问题的现实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抉择，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相辅相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反映的是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实践逻辑的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起点上，审视全球发展大势，以加强中国对外关系为基点，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本文主要以唯物史观为视野，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为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及践行的目标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马克思社会共同体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界有的学者将其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联系起来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必然”的当代形态，并且从社会制度的演化、更替角度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从而把“命运”指向了共产主义。对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有必要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对它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进行考察。
基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习近平通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活动的实践，不断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全面阐述了在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坚持实行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战略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1]，主张合作共赢、安全与共、包容互鉴、互商互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内涵要求概括地说，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以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为基础的“合作共赢的利益观”。这种新型的利益观强调把本国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长久大计。习近平指出:“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2]“合作共赢的利益观” 充分把握了生命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即互利互惠的关系，展现了中国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坚持合作共赢，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等为内容，体现世界各国安全与共的“多种安全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型的安全观强调以平等合作推动世界经济走可持续的、平衡的、包容的增长之路，以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结合共同应对全球的共同威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要求安全主体多样化、安全要素综合化、安全手段复合化，要求各国在安全领域相互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第三，以世界各国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文化与文明成果交流为基础的“包容互鉴的文明观”。这种新型的文明观要求对不同文明秉持平等、交流、包容的态度，文明既会因交流而多彩，文明也会因互鉴而丰富。不同文明的国家相互启发和借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指出：“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4]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容。
第四，以坚持集思广益、共同参与、互利共赢原则为基础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共商”，在集思广益中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共建”，在共同参与中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形成新的合作优势；“共享”，在坚持互利共赢中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使合作成果惠及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共商”是起点和基础，“共建”是核心和方式，“共享”是目标和动力。“共商共建共享”就在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世界秩序的重构权等，必须由所有治理的参与方共同享有，治理的成果也必须由所有治理的参与方平等地享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反映出来的。
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范围人的群体共同存在的状态，作为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统一体，与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论述的社会共同体有着相同之处。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等形态的分析，都抓住了共同体的内在要素即利益问题，进一步说，抓住了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问题。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共同体”时，强调资本家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5]。因此，不可否认，社会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衡量共同体发展状况的一把标尺。
但是，社会共同体的实质则在于生产关系这一始基关系的变革，没有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就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共同体的演化和进步，更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共同体的性质。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共同体”中，资本家和工人双方都只看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前定和谐”的制约，所谓“前定和谐”是马克思借莱布尼茨之语，以说明资产阶级眼中的由上帝事先已确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因此，社会共同体在本质上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共同体，是特定社会制度的共同体。可以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的分析，是沿着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思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科学分析未来理想社会“真正共同体”的实质。如果从性质上来把握社会共同体，那么，在共同体这个范围内，社会共同体就是始基范畴，而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利益共同体等则为次级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合作共赢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强调的利益共同性虽然是和责任共担、安全与共、文明互鉴、共同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高于、超于民族利益的共同利益，但是，它并不承载社会形态演化、社会制度演变的任务，它只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社会共同体，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角度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势必会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和扩散“中国威胁论”“中国担忧论”等的影响，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世界历史的演进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和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循着从狭窄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轨迹前行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7]是推进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8]生产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会把各个民族推向这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和交往之中。正因为如此，“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9]。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形成以后，单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世界范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在推动世界体系格局演化的同时，要求改变体系不平等状况，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自15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世界体系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的主导下，跟随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不断发生演化，即由殖民时期的殖民者与殖民地的体系，演化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体系，到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演化为“少数压迫国家”与“多数被压迫国家”的体系，20世纪下半期以后，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
无论哪一个时期的哪一种体系格局，其实质都在于体系的不平等。殖民时期，资本逻辑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0]，它在使欧洲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贸易范围扩大、贸易机会增多、商业利润成倍提高及对外贸易日趋大众化等巨大变革的同时，则导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殖民者在使本国的社会经济走向发达的同时，却使殖民地的社会经济走向了不发达。殖民时期如此，而今的“中心” 与“外围”状况也是如此。只不过，是由对殖民地的“政治兼并”，即在公开的强权政治下的掠夺，转变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兼并”和形式上的平等的经济交往。这一转变不仅没有消除世界体系结构的不平等，反而使这种不平等披上了“平等”的外衣。在贸易、技术、金融等领域，“中心”对“外围”的支配和“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内部矛盾的深刻性和尖锐的利害冲突。发达国家是垄断者、支配者、掠夺者和压迫者，发展中国家是非垄断者、受支配者、被掠夺者和被压迫者。一方要利用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要保存历史遗留的特权，搞霸权主义，另一方则要享有独立的主权，要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参与国际分工，参与国际事务决策，有效控制本国资源，获得经济的迅速发展，追求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为改变由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经历了构建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打破非此即彼的零和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缓解南北矛盾，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种现实形态。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要求人类能够共同面对并解决全球问题。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多样化，当代世界获得了许多重要进展，如信息技术的创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交往的快捷，以及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增强等，从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人类的相互依存关系趋于最大化，各国间的利益相互交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反映一国发展与世界发全球化发展的复杂性使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并解决的问题日益凸现。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形成的资源全球配置，虽然在资源的共享性及比较优势的发挥上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利益，但是，全球范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却产生了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处于不断尖锐化的状态，表现在南北差距的日益扩大和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上。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形成的用以解决全球问题的治理手段，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虽然可以调节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解决一国治理中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和全球公域治理中的问题，但是，由于全球治理中裹挟着发达国家对世界的操控、发达国家制定和确定治理规则，以及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治理意图等问题，导致全球治理体系有效性不足，从而使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形成的“地球村”现象虽然反映了世界的整体性、各国间利益的相融性，但是，移民潮的产生，特别是从较为落后的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产生了诸如移民人口融入异国文化的问题、移民人口对社会稳定的危害问题等。第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形成的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场趋于一体化，虽然可以促进分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一定方面可以制约全球的经济失衡，但是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导致了贫富分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经济过分金融化、金融资本对经济的控制力过度增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各种金融泡沫积聚、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等严重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复杂性、寻求全球问题解决对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1]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世界历史的发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带入到现实状态，从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代的一种现实形态，成为对世界历史发展未来的一种合理追求。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12]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世界和平与发展
合作共赢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也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抉择。当前世界，虽然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当前世界，虽然充满了诸如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各方面挑战，但世界却充满了希望。各国人民“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3]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清醒认识和世界新形势的冷静判断，以及对中国与世界互动性的深刻把握中形成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14]世界并非可以任由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所支配，中国要发展，世界要发展，必须顺应和平与发展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维护世界和平，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的关系，和平共处，也是促进共同发展，在维护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坚持世界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又通过各国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理念。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顺应和平与发展潮流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持合作共赢的同时必须讲责任共担，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同时必须消除两大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承认主权国家差异为前提、以承认存在不同社会制度为基础，强调人类的共同性、整体性。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
首先，在笃行责任共担中坚持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是建立在责任共担的基础之上的。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面对世界发展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均有责任去应对并解决，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要有治理担当的态度和责任。不仅如此，各国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实现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 “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15]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开始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正在用放大镜看中国，对中国在全球发展中是否有能力、有意愿承担责任持观望态度，各种不同舆论接踵而来。例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就认为，中国不愿承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会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中国在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足以使这一理论不攻自破。在当今世界发展中，“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6]。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世界的共同永续发展，展现的正是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风采。
其次，在反对霸权主义中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不仅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现实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充分说明了饱受殖民地之苦的各民族国家，由于共同的民族遭遇、共同的战略利益、共同的历史任务、共同的精神追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在共同抗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中获得了新生。今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破的正是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中国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17]中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力改变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吃贫、以霸为尊的国际旧格局、旧秩序，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推动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最后，在消除两种社会制度间的矛盾和冲突中促进共同发展。当世界历史的发展从一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为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体系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对立、对抗在 20世纪末走向了并存中的竞争、合作，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形成“双赢”利益新格局，但是，矛盾、冲突依然存在，不同社会制度不仅国家间的较量日益激烈，经济竞争与贸易摩擦趋于表面化，而且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渗透与扩张、“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日益加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矛盾、南北之间的矛盾、一国范围内矛盾的世界化、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日益复杂，造成这些矛盾、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的是中国与世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中国致力于以各国利益汇合点为基础开展合作，以合作交流推动人类进步，以互利共赢推动人类发展，这自然也是离不开以消除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以及根源为前提。从人类共同利益、世界共同发展角度，打破社会制度对抗的思维，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是在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要求。
共同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共同发展问题不解决，世界和平就难有保障。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世界共同发展，是当今世界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两大重要问题。 “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19]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全球发展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蕴藏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之中，而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逻辑的现实基础。在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世界发展实践逻辑的切实方案。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复杂性的情况下，“逆全球化”力量急剧上升，贸易保护主义、内顾倾向不断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世界“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20]。此外，“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21]。经济全球化遭到了“逆全球化”力量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全球化”力量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第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规避贸易失衡，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采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的贸易，抢占国际市场份额。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必然带来贸易争端，甚至贸易大战，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当前，特朗普政府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搅动世界人心浮动，引起的贸易冲突正侵蚀全球贸易的长远利益。第二，民粹主义势力登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复杂性被一些民粹主义势力所利用，他们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头，引导广大底层民众把经济疲软乏力，以及存在的社会问题归罪于经济全球化。再加上，全球范围的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的出现，网络民主、网络政治得以产生，使大量的草根阶层卷入高层政治。民粹主义势力的登场，对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产生了影响，使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失序和碎片化问题。第三，国际恐怖主义加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一方面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主义宣传，通过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活动信息，利用电脑黑客对网址进行破坏活动等，另一方面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恐怖活动如毒气袭击，利用生化武器搞破坏活动，破坏人类的秩序感和对安全生活的控制感。
“逆全球化”力量的急剧上升，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足，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缺乏普惠性、共享性和包容性。“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22]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应对“逆全球化”力量、消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反映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实践逻辑的切实方案。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如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困难增多。”[23]但这些都是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中国正致力于通过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第一，中国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习近平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4]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目标是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内容主要包括了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和形成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而实质则在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面对来自世界经济的多重风险和挑战，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的就在于做强自身，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第二，中国大力倡导 “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24]“一带一路”作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形式，不仅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保障，而且也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25]因此，“一带一路”建设是从全球视野来思考产业链、能源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问题的，促进的是中国及沿线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共同发展。
第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26]中国历来认为，全球性问题和挑战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共同解决，全球治理体系运行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商量，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国家说了算。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由于“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27]，中国只有通过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升国际竞争力，才能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主动承担起国际责任，为世界各国人民发声；另一方面，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中国必须发出声音，提出共同解决的方案，在经济全球化中不当旁观者、跟随者，而做建设者、引领者，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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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1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6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5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0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01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8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9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作者：张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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